任中敏（1897—1991），名讷，字中敏，号二北百乐博，半塘，扬州人，1918年就读北大国文系，与朱自清同期（朱自清先在哲学系后转国文系）。师从吴梅先生，专攻词曲，成为中国近代散曲学的重要奠基人，编著《散曲丛刊》十五种，《新曲苑》二十四种，著述《词曲通义》等等。二北，即北宋词北散曲。后研究唐代音乐文艺，号半塘，著述《唐戏弄》、《唐声诗》、《教坊记笺订》、《优语集》、《敦煌歌辞总编》等等，隆誉学界。

　　我的舅爷是著名文史学家任中敏先生（1897—1991）。我曾在四川师范大学父母家中读到《从二北到半塘》一书，是由任先生的学术助手龙晦教授委托儿子龙达瑞（也是我的好友，现为美国西莱大学教授）送来的“当代江苏学人丛书”之一。读后才算是对我认识、交往多年的舅爷的人品、治学及学术成就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2010年盛夏偶遇舅爷的博士弟子王小盾教授。小盾兄告诉我，任先生的全集很可能这一二年内要出版齐。我作为孙辈，深感欣慰。欣慰之余，多年前与舅爷交往的情景，一幕幕浮现脑海，挥之不去。这些记忆虽为零星的、片断的，却是生动的、鲜活的，且为上述书中所未记载的。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付诸笔墨，以表对舅爷的忆念之情。

　　舅爷任中敏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六，但在男性里排行第二，是我奶奶任华（排行第五）的胞弟，是我父亲许建的亲舅舅。父亲称他“二舅”，我就应当称为“二舅爷”，大家后来背地里称他“二老太爷”，言即他辈分高又在任家男性里排行第二。第一次见到舅爷是1965年11月。那时我们三弟兄刚随在重庆市工作的母亲迁居到成都四川师范学院（简称“川师”）与父亲团聚。一天父亲对我说，要带我去见一位亲戚长辈。当时我10岁多一点，现在已记不清舅爷居住的具体地址。只隐隐约约记得大概是现在九眼桥往西磨子桥方向，那时没有现在的一环路，公交车到九眼桥就是终点站停车场。所以我们从川师到九眼桥后，还沿着相当于现在的一环路向西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才到舅爷家。近来才从达瑞兄处获知，那里是壁环村民主路3号。

　　走上木楼梯到二楼后，眼前完全是一副“书香门第”的景象：书架上的各种我不认识的线装书，琳琅满目，可以两人对坐的大书桌上面有文房四宝和我看不懂的研究手稿，昭示着主人是位学富五车的文人。墙上悬挂着古色古香的国画和一些不知属于什么体的书法作品。窗台上摆放着像古董一般的类似宋代青花瓷的花盆，里面种着造型各异的盆景花卉。窗外是一个很小但十分安静的小院落，院中扶疏的竹丛旁有一口井。这对于当时还住在川师“贫民窟”（筒子楼）里成天与蚊子苍蝇打交道的我来说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。

　　初见二舅爷，觉得他显得有些“另类”。只见他身穿与当时流行的中山装格格不入的对襟大褂外套，头顶散乱的白发稀疏，脸上蓄着两撇当时社会上很少见的“八字胡”，在我这个小孩儿眼中看去，有点像“解放前”的老头儿。对于这种似乎“不修边幅”的装束，当时不要说我这个孩子，就连社会上大多数普通百姓可能也难以理解和认同。现在想来，这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舅爷那种不媚俗套、不合“潮流”、独立不羁的性格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一心钻研学问，很少顾及仪表打扮等“俗事”。

　　当时一见舅爷这副似乎不容亲近的模样，我不由得产生出些许畏惧感。但当父亲向他介绍我后，他立即走过来与姐姐的亲孙子握手，十分亲热地嘘寒问暖。原来他竟是位可亲可近且可爱的老爷爷！我按照父亲的嘱咐怯生生地叫了声“二舅爷爷”。父亲说这种称呼太冗长，叫起来不方便。反正我也没有见过亲爷爷，舅爷也无孙子，以后就简明扼要地称呼他“爷爷”即可。于是我以后就直接称呼舅爷为“爷爷”，顺理成章，也就称呼舅奶奶王志渊为“奶奶”了。这样称呼既方便，也显得十分亲近。舅奶奶也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，赶忙抓了些糖果招待我们。记得那天下午坐了一阵，父亲与舅爷聊了一些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话之后，便离开了。

　　不久以后，父母领我们全家去拜访了爷爷奶奶，还在他家共进了午餐。当我们下午准备动身返回川师时，突然发现当时只有6岁的二弟晓明不见了！舅爷马上起身寻找，甚至还到楼下院中的水井探视，怕孩子不慎掉进井中。结果发现调皮的二弟自己提前跑向了九眼桥方向。我记得这是我们几个孩子最后一次到舅爷的“书香门第”玩耍，因为不久以后，“文革”爆发，舅爷很快被赶出了这里，搬到水津街（今九眼桥附近的水井坊靠近东门大桥）一带。

　　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已年届70的舅爷遭受了众所周知的磨难。舅爷一家被迫搬迁到水津街一个老院子里居住。进院落之前，从水津街一个拱形门洞进去，穿过约20米的巷道，便是一个天井般的过道。过道左侧是公用厨房，右侧是院子大门。舅爷的“新居”紧靠近大门处右侧。

　　此时，过去的“书香门第”一去不复返，只有一间约14平方米的房间和半间潮湿的耳房。上三级台阶便进房间门。房间里进门便是我熟悉的那张可以对坐两人的大书桌，舅爷常坐在书桌里面，面对门口接待我们。里面是老夫妻的双人床，床脚靠墙是大衣柜，床头有一平柜，摆放日常用品。要进房间里面，须从大书桌与平柜之间硬挤进去。好在当时人因营养不良皆比较“苗条”，挤进去还不太费事。进房门登台阶之前，右边是小耳房。由于地势低洼，耳房显得潮湿不堪，所以不能住人。里面堆放了一张因潮湿而日益破旧的长沙发，以及锅、泡菜坛、米坛等厨房用具。公用厨房大概一个院子只有一个，烧饭各家轮流来。卫生间在何处我已记不清了，反正也是公共使用的。舅爷家那张古色古香的方形餐桌房间里放不下，便放在天井里。通常老两口用餐便在房间里书桌上进行，有客人（经常是我们几个孩子）来，便在天井的餐桌上招待。

　　不少人对舅爷这种戴上了“反革命”“”帽子的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唯恐避之不及，根本不可能主动与他往来。如有位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亲戚到成都出差，为了避嫌而不敢去看望舅爷。尽管我们家也遭受磨难，抄家、关“牛棚”（“牛鬼蛇神”集中居住处）、惩罚性劳改等遭遇不断降临到我父亲头上，但我母亲却根本不顾忌这些。她当时在牛市口空压机厂工作，距离舅爷家比较近，所以经常骑自行车去看望二位老人。有时在牛市口替他们买一些菜带去，当时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证，粮、油、肉票不用说，甚至连盐巴、白糖、粉条、豆腐、木耳、黄花等皆规定要票证。老人家有时不知把票证放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妈妈就把我家的票给他们一点。有时陪舅奶奶聊聊天，看看他们二老有无需要帮忙之事。她们都是江苏人，很有共同语言。通过聊天，深入了解到舅爷是位脾气倔强、事业心很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。

　　“文革”时，作为被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和“分子”帽子的舅爷常常被迫去参加“革命造反派”组织的各式各样的批斗会、“学习班”，或带着小板凳去从事拔草等劳动以“改造思想”。这是十分侮辱人格的“待遇”，令人十分愤懑。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处于心情郁闷、提心吊胆、烦躁不安的状态。但倔强的舅爷心中不服气，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低头认罪，他却坚持昂头不从。

　　此时舅爷的工资被停发，致使两位老人生活无着。舅爷的学术助手龙晦先生便每月委托儿子龙达瑞送去10元，以聊补无米之炊。后来舅爷又被送往什邡军垦农场“劳动改造”，至1971年才返回成都。1971年舅爷恢复工资发放后，又将这些钱装在信封内，托达瑞兄还给龙先生。当时我父亲被关在“牛棚”，家里被抄，出来后不久父亲又到军垦农场。母亲带我们3个孩子惶惶度日，包括为了躲避日益激烈的“武斗”而到乡下“逃难”。舅爷的这种境遇我们全然不知，皆是近日才从达瑞兄处得知。

　　其中有件事尤其令人气愤。舅爷曾有一部著作，中华书局准备出版，并预先支付了千元稿酬，这在“文革”前算是巨额收入了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四川大学中文系造反派抄家时，领头的青年教师抄走了舅爷的这部手稿和预付稿费，事后又否认有此事，活生生地将这笔巨款私吞。中华书局没有得到书稿，理所当然地要舅爷退还稿费。舅爷既拿不出书稿，又无法退出稿费，急得走投无路。因为这不但自己利益受损，而且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受到极大伤害。但舅爷考虑到我家的困难——家里3个小孩，父母工资也不高，还要接济扬州的爷爷和姑姑（爷爷作为一位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，被错误地打成“反革命”和“”并开除公职，直到1979年才）——所以没有当即对我们说，而是向北京的几位侄子求援。我的这几位表伯均为高级知识分子，大家凑了一些钱，才算帮舅爷渡过了难关。后来舅爷又用自己的工资逐渐还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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